尼克松访华，周恩来的一次拜访起到了关键作用

尼克松访华，

周恩来的一次拜访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今天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一切都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卓越贡献。”

“中美会谈的每一步进展，周总理都需向毛泽东同志请示并报告，且须获得毛主席的明确批准。中美会谈的方针及重大议题均经中央政治局深入讨论并达成共识。”

自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便抱有与西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的愿景。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却对新中国实施了封锁与禁运，进而推行遏制策略。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也曾试图与美方接触，以表达我国善意，但美方却严格禁止其人员与中国代表团有任何形式的互动。尽管随后中美之间建立了大使级会谈，但双边关系始终未能迎来显著的转机，直至上世纪60年代下半叶，局势才逐渐出现转圜。

1967年十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外交季刊》撰文指出：“从长远视角来看，我们绝不能让中国永久性地被排斥于国际社会的怀抱之外……在这片狭小的地球上，我们无法坐视十亿民众因孤立无援而心怀愤懑。”此文在国内的《大参考》上被全文译介。毛泽东阅读此文后，格外关注，随即指示周恩来亦需审阅。随后，周恩来便向一位美国记者透露了此事。毛泽东通过此文洞察到，若尼克松上台，美国对华政策或将有所调整。

的确，自1969年1月尼克松总统履新伊始，便采取多种途径与中国展开沟通，旨在试探并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对此，我国方面亦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动向，并积极寻求与对方建立更为友好的互动可能。

1970年10月1日与12月18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美国友人斯诺。在交谈中，毛泽东对斯诺表示，若尼克松总统来访，他坚信双方不会发生争执。然而，毛泽东亦明确指出，定会向尼克松提出必要的批评，同时，我们也会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承认我们的生产水平相较于美国尚有差距。此外，毛泽东还向斯诺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尼克松的使者可能不久将抵达我国。

“电话邀请传至名古屋，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迅速传遍，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三十一届国际比赛本身。”

1971年四月，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受邀来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此次邀请被誉为“乒乓外交”，以其小球推动大球的历史性意义而载入史册。

1971年4月14日的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待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及随行的记者们。这已是周恩来自1957年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以来，第二次接见来访中国的美国团体。与上一次显著的区别在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周恩来在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会见中发表的精彩言论，引起了全球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他对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关于嬉皮士话题的回答，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次日，几乎所有世界级的大报与通讯社都对周恩来的谈话进行了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特地从美国通过香港，委托他人送来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以此表达对周恩来对其儿子所讲那番语重心长话语的感激之情。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指出：“乒乓外交”不仅让“中国在美国公众心中的形象从狂风暴雨转变为晴空万里”，同时也赢得了美国政府的积极响应。

1972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亲切接待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博士分别位于会谈照片的左侧与右侧。

应毛泽东同志的批准，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6月底亲自指挥，成立了专门负责接待美国贵宾的领导小组。随后，他与外交部及民航总局的领导层进行了商议，决定派遣一支由领航员与接待人员组成的小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以便迎接基辛格先生抵达中国。

7月9日中午12时，基辛格抵达北京，并于11日中午12时启程离京，期间在北京停留了整整两天。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他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长达17个多小时的深入会谈。返回巴基斯坦后，基辛格立即向华盛顿发送了加密电报，内容简短而明确：“我找到了”，这表明他的北京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

自筹备基辛格访华至接待尼克松总统的到来，我国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筹备工作。周恩来总理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求极为严格，既要坚守原则，又要确保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为此，周恩来总理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心血。

周恩来实则担任接待小组的核心领导者。其麾下设有航空、地面、谈判、报道、警卫以及公报等多个分支小组。对于每个小组的职责与任务，周恩来均亲自安排部署，并确保各项工作的落实到位。

“美国总统在历史上从未乘坐过外国飞机，此次莅临我国，理应尊崇我国的安排。我们民族拥有强烈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信心，我们完全具备并有能力确保总统的安全。”

航空小组不负重托，严格按照预定计划执行任务。当我国专机准点降落时，时间把握得精准至极。尼克松总统赞叹飞行技艺高超，服务堪称一流。周恩来闻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自豪地说：“这架机组的成员都是我们自主培养的，我对他们充满信任。”基辛格也附和道，在中国乘坐周恩来总理的专机，无疑是最为安全的。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操持下，每一次接待工作均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正如古语所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在情况多变之际，周恩来总能胸有成竹，对内外形势洞若观火，展现出卓越的外交技巧。

在尼克松访华前夕，他最萦绕于心的问题是毛泽东是否愿意接见自己，对此他急于寻求定论。然而，在双方事先商定的日程安排中，这一重要环节却并未被明确列出。但就在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突然提出了要会见尼克松的请求——此时尼克松正准备沐浴。周恩来立刻赶到宾馆，通知了基辛格。基辛格原本想要“多嘴”几句，然而周恩来却一改常态，显露出几分不耐烦，他说：“既然毛主席发出了邀请，那便是希望立刻见到他。”（详见基辛格《论中国》一书记载）显然，周恩来对尼克松渴望与毛泽东会面的急切心情，以及对此次会面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的预判，都了如指掌，因此并未拘泥于常规的外交礼节。会晤结束后，尼克松对毛泽东表示：“我们携手合作，便能改写世界。”这句名言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今日的世界版图。

另一显著的转变在于，中美《联合公报》一度险些胎死腹中。

自1971年基辛格首度公开踏上访华之旅，直至尼克松总统莅临的四个月间，中美两国代表团，以乔冠华副部长为首的中国团队与基辛格博士领衔的美国代表团，围绕《联合公报》的议题展开了艰巨的谈判。谈判过程中，几度陷入僵局，险些无法继续。然而，随着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临近，公报的雏形终于显现。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两次深入交流，确立了公报的基本原则。随后，乔冠华和基辛格将讨论内容整理成文。毛泽东主席审阅并批准了这份文本。双方商定，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时对外公布该公报。

“我们不如不发公报，只发布一条简讯，说明美国总统应我国政府邀请，访问我国。”但美方表示无法向国内交代，坚决反对。最终，双方直至凌晨四点才就一致意见达成协议。

图示为周恩来与尼克松总统、罗杰斯国务卿及基辛格博士在飞往杭州的旅途中。他们乘坐的是周恩来总理的专机——伊尔18型飞机。而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这在美国总统出访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实际上，罗杰斯反对的原因，并非公报内容本身，而是他深感身为美国外交事务国务卿，在此次访华期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尊敬。他不仅未参与磋商公报，甚至未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因此，即便公报在杭州经过修改，罗杰斯等人依旧对此表示不满，并计划在上海继续“施压”。在2月27日前往上海的航班上，周恩来得知了这一情况。显然，周恩来迅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随即决定抵达上海后，立即亲自拜访罗杰斯，以解决这一突发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稍后四点钟，我们再见。”四点钟正是中美双方商定发布关于《联合公报》消息的时间。

章含之，作为周恩来的指定翻译，参与了此次对罗杰斯的访问。她深信，中美《联合公报》的按时发布，周恩来的此行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提及：“……在外交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尤为显著的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此成就的功勋，首当其冲应归于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