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二十万大军围剿红军，毛主席三次建议，最终三次都成少数派
1931年2月初，考虑到第一次“围剿”红军没有成功，蒋介石下令调动20万大军，展开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他不仅自己亲自担任总司令，还把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到南昌，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代为行使总司令的职务。
这次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真是下了血本，不仅把兵力翻了一番，还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策略，想着通过逐步包围的方式，把苏区的生存空间一点点挤出去。
何应钦更是在南昌骄狂的宣称：
这次“剿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周密的方案，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咱们都占据绝对的优势，肯定有把他们消灭掉的可能。
不过，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中央苏区在应对“围剿”的问题上，竟然出现了挺大的分歧，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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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初，就在蒋介石第二次调兵来围剿中央苏区的时候，党中央在上海跟共产国际远东局一块儿开了几次会。
当时党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在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几次商讨以后认为，党当前的工作主要有两件大事：
一方面，要着力提升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另一方面，得调整一下城市里的斗争手法。
得说啊，因为顾顺章的反叛，那个时候党在白区的活动也受到了很大冲击，党中央在上海那边也变得不太平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重心才发生了转变。
那会儿，中央开始筹划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举办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客观角度看，这事儿也为前面提到的两件事打下了不少基础。
比方说，成立了苏区中央局，算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安排。
1931年1月14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设立，周恩来担任书记。这一成立对加强党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力度，可说起到挺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那会儿周恩来还在上海，身兼组织部长、军委书记以及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的多重要职，所以那段时间的职务由项英暂代。
说起来，在最初的安排里，关向应是要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原本列在名单上的人选也和后来有所不一样。可是，一因红一、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关向应一到长沙之后，就没办法再赶回中央苏区了，这才临时换了别的人。
那会儿，按中央开会的安排，苏区中央局的成员包括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还有顾作霖，总共九个人。在项英还没赶到中央苏区之前，毛泽东就代替他担任了职务（因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没收到中央的那封指示信，所以苏区中央局一直等到项英来的时候才正式成立）。
等项英一到苏区，苏区中央局就迅速发出第一道命令：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都给撤销了，然后宣布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苏区中央局一宣布这个命令，就等于把毛主席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两个职位都给取消了。
项英也就在这时候变成了中央苏区里，党政军三个方面唯一的领导人。
1931年4月17日，为了应对富田事件，中央派遣了由任弼时领导的代表团，抵达江西宁都青塘，还参加了苏区中央局的首次会议。
当时，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商量怎么应对蒋介石的“围剿”。参会的人员中，除毛主席、朱老总等几个有点儿军事经历的人之外，像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基本上都没有实际指挥军队的经验。
项英一开始就提议，中央苏区的兵力太少，难以与敌人抗衡，建议撤退转移。中央代表团的顾作霖还引用斯大林的话——“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主张红军撤到四川去。
更让人头疼的是，项英的建议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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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当然不同意，他后来表示：
乞丐打狗得靠墙，红军攻敌人，也得依赖根据地。
从1927年9月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开始，到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再到红四军挺进赣南，在赣南和闽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几年的辛苦付出，积累的心血，一旦放弃，谁都难以接受。
更关键的是，毛主席觉得，敌人其实不是不可战胜的。得知道，在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前，毛主席和朱老总带领红军就已经挫败了敌人第一次的“围剿”。
不过，在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毛主席的提议只是占少数。
为了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毛主席建议把会议范围扩大到全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让那些亲自指挥一线的将官们也能发表看法。
后来出席大会的彭老总这些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都表示支持毛主席的提议，赣南、闽西特委的负责人也坚决反对主力红军撤离根据地。
毛主席的主意才慢慢从少数变成了大多数的意见。
这次会议上，苏区中央局听取了毛主席的建议，增补了彭老总等五个人为中央局委员。
“打不打”的事情也算终于敲定了，接下来就得琢磨咋个打才行。
那会儿，有人在会议上提议“分兵退敌”，意思就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牺牲一部分，保住另一部分”。
毛主席和朱老总都不同意分兵退敌的策略，坚持用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方法，也就是引诱敌人深入。
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就抓住敌人的自大心理，采取了诱导敌人深入的战术，一下子击败了张辉瓒十八师的两个旅，让敌军各路大军纷纷后退。
虽然毛主席这次的提议仍然只是少数人的声音，不过幸好还是得到了许多有丰富经验的将领的拥护。
“打不打？”、“怎么打？”这些问题一搞定，接下来就得考虑“打谁”的事了。
当时，国民党军是兵分四路进攻中央苏区：
第十九路军由蔡廷锴统率，冲击宁都、龙冈等地；第五路军由王金钰带领，从吉安出发，经过泰和、吉水，向藤田方向发起攻势；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指挥，出发点在乐安，目标是东韶一带；第六路军由朱绍良率领，攻击广昌等地。
到底要攻打哪一路，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尤其是在先攻击强敌还先打弱敌这个问题上，经常出现分歧。
根据出席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称：
那时，大多数同志的看法是要对蒋光鼐和蔡廷锴动手，理由是打倒蒋蔡之后，我们就有出路，方便发展，也能把兵力伸到湘南、赣南去。这会儿，泽东同志则觉得在攻击我们的对手中，蒋蔡比较厉害，历史上从未败过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出手，要打玉金钰这一线，因为这条路径上的敌人实力较弱，地势和群众基础都不错。
毛主席没想到竟然会提出要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当时这想法，可是不太被人看好。
原因其实很明摆着，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在这次攻打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中战斗力算不上出众，但敌人也清楚这一点。那会儿，王金钰的部队并不在前线，而是在口袋底下的区域，主要任务是协助蔡廷锴和郭华宗两部打敌。
要想攻进去口袋底的王金钰，只能从蔡廷锴和郭华宗两部队的夹缝中钻过去，这个动作风险真是不小，一旦马虎，被敌人发现，蔡、郭两部就会夹击过来，我方基本就难逃一死了。
朱老总一开始也挺担心的，觉得想打王金钰那一块儿简直是“钻牛角”，难度挺大。
毛主席的观点跟朱老总不一样，他认为国民党第5路军虽然是“围剿”的主要力量，但刚打入南方，环境陌生，水土不服，怕红军，士气低落，而且这支敌人由五个杂牌师组成，战斗力不算强，特别不擅长山区作战，所以才排在最后。选中他们作为第一仗的目标，对我们来说很有优势，有很大把握能够取得胜利，这样也能确保第一战就拿下。
毛主席一开始是把朱老总说服了，然后又去劝服了大家，把大家都跟着他的想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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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19日，毛主席、朱老总向红一方面军下达命令：
目前对方敌军的动态看来，就是以宁都为主要目标，逐步推进，沿途布防向我军逼近。咱们这边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决心以超快的速度，先把王金钰部的敌人消灭掉，然后转身袭击敌军的包围线后方，与他们展开战斗，希望尽可能全歼敌军，把本部的任务完成妥妥的。
命令一发出，红一方面军的各部队都反应挺快，4月23日就赶到了吉安东南的龙冈、上固一带，集结完毕准备待命。
等集结好之后，毛主席和朱老总又指示部队从龙冈向西移动了二十多公里，藏在东固一带，静待指令。
东固啊，位于赣中南那个地方，是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这五个县的交界处，也有人叫它“东井冈”。这块地方被高耸的山岗环绕，只有五条弯弯绕绕的小路可以通出去。因为这里曾是老根据地，红军在这里藏了二十多天，连别人都没察觉到。
不过呢，说到这次行动，红军也算是遇到过不少麻烦和难题。
国民党军第五路军虽然是这次“围剿”的主要力量，但因为饮食习惯和气候的关系，士气一直不怎么高，再加上之前进军期间屡屡受到袭击，怕遇到像张辉瓒那样的事情，到了富田一带后，就坚守不再行动了。
这也把红军为什么在东固一带藏着待命超过20天的原因给解释清楚了。
要知道，东固本身这个地方挺穷的，三万多红军挤在一起，确实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虽然百姓们对红军留下来挺支持的，还把自己的粮食腾出来给红军，但也明白，这样的办法不能长久干下去。
毛主席觉得不能继续藏着掩着，得把敌人引出来，这样我军才能趁机歼灭。在和彭德怀认真察看了周围的地形后，选中了东固和富田之间的白云山这块地方。
不过，还没等红军出手，敌人就忍不住先行动起来了。
1931年5月13日，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28师和第47师的一个旅离开富田，朝东固方向发动攻势。挺有趣的是，因为敌人当时掉以轻心，还以为红军没有配备电台，所以各部队之间的联系还是用普通语进行沟通。
毛主席知道这事儿后，马上下令全军做好战斗准备。
这回，毛主席不仅下了狠心要消灭前往东固的敌军，还打算趁势追击，攻占王金钰的部队。
第二天下午8点，毛主席和朱老总下达了攻打富田的命令。红军主力敢于大胆穿插，从北面的郭华宗师和南面的蒋光鼐、蔡廷锴部之间那二十五公里的空隙悄悄向西移动，采用两翼包抄的战术，准备袭击敌军后方。
1931年5月16日清晨，朱老总带领的红一方面军在西进路上，与敌人28师的先头部队不期而遇，双方开火交战。总部的警卫连果断反击，努力为主力争取时间。与此同时，中路的红3军主力趁敌第28师的后尾全部撤离中洞之际，从高处突然发动猛烈攻势。在我方突如其来的侧翼打击下，敌军瞬间陷入混乱，大部分被歼灭，剩余的惊慌散逃。右路的红4军和红64师分为两路，攻占了九寸岭和观音崖两个险要关口，在向富田挺进的过程中，顺势消灭了敌人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分。
那天晚上，红军顺利占领了富田。
第二天，红军的主要部队在富田成功会合。
5月19日，红军乘胜东进，在吉水县白沙击退了国民党第43师一个旅和第47师一个旅的残余部队，赢来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的第二场胜利。
5月22日，红军在中村再次击败了前来支援的国民党军第27师的先头部队，大部分被歼。这场战斗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场胜利。
红军在几天时间内连续赢得几场胜仗，为整个第二次反“围剿”的大获全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场战役也让大家都意识到，毛主席在军事方面确实展现出了不凡的才华。
1931年5月24日，苏区中央局将几个月前取消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重新组建，毛主席担任前委书记，负责统一指挥作战和战区的地方事务。
中央局委员任弼时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到一件事：
代理书记项英的领导能力有些不足，中央局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代理书记，同时请求中央批准这个安排。
到了1931年10月，临时中央同意让毛主席接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位。
那年12月，周恩来一到苏区，就正式担任了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一职。
1943年11月，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期间，在日记中回忆起第二次反“围剿”时期的一段经历：
在到达中区之前，他还抱有毛右倾的看法；到了中区后，逐渐觉得毛有独到的见解和一定的才能。特别是在国民党大军逼近的时候，毛泽东对敌情看得很透，行动果断，指挥得当，令他非常敬佩。而代理书记项英在军事行动上表现得犹豫不决，领导战争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有人建议推毛当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