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奢侈你想象不到
四人帮作风
有多奢靡
一睹《光明日报》所揭示的肺腑之言，领略昔日“四人帮”生活的奢华景象。
昔日那些造反派一旦官运亨通，便与常人无异，首要之务便是追求住得舒适、吃得精致。
王洪文起初获得了位于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继而又拥有了座落于此的一栋三层洋楼。不久之后，他更是获得了东湖路七号的一座豪华别墅，其中设施完备，设有游泳池与网球场。即便如此，王洪文对此仍显不满，他希望上海市革委会能够将东湖路电影院划归其私人使用，以打造专属的私人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
抵达北京之后，中央政府为他指派了钓鱼台16号楼作为住所，但他对所居之地并不满意，认为空间狭小。于是，他又在郊区购置了两座别墅，每座别墅的建筑面积分别达到了700平方米与1700平方米。
姚文元抵达北京后，便携家人入住了一座拥有六十余间房屋的四合院。然而，不久后，他嫌此院落“空间局促”，遂搬迁至一座位于北京八中旁、拥有125间房屋的宽敞四合院。为了迎接此次搬家，仅装修费用便高达十三万余元。
1978年，北京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仅为365元。彼时，北京市的平均家庭人口数为4.1人，平均每户家庭的年收入大约在1500元左右，这一数额大致等同于当时整个市区87户居民一年的总收入。
依据多项经济学研究成果，在“文革”时期，一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大致等同于现今的百元左右。如此推算，当时的装修费用约合现今人民币约1300万元之巨，即便放诸今日，亦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数额。
林彪、康生等被誉为“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他们的住宅规模亦颇为宏大。
林彪位于毛家湾的府邸占地1.7万平方米，其个人私用部分建筑面积约为2800平方米。此外，还需将“林办”办公楼占地面积计入，总计建筑面积超过11000平方米。
康生先生的竹园四合院占地广阔，拥有115间雅室，总面积逾两万平方米。
此处原为盛宣怀的宅邸，建国初期，董必武曾暂居于此。然而，他嫌宅邸规模庞大，短暂逗留后便离开了。
然而，康生气度非凡，却似乎并无惧色，一住便长达十九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其设施之豪华与环境的宜人，该地曾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热门之地。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贵宾亦曾在此留宿。
江青饮食最挑剔。
据她的秘书杨银禄所述，她对于鸡蛋的食用有着严格的要求，仅挑选纯净的蛋清，绝不容许蛋黄的踪迹。在食用雏鸡时，她偏爱半斤重的份量，而对于鱼类，她则会特意剔除头部与尾部。至于螃蟹，她只青睐雄性，对雌性则不感兴趣。菠菜需制成细腻的菜泥，芹菜中的筋络需被剔除，而绿豆芽的头尾也必须去除。
江青对保健品尤为关注，尤其偏爱进口蛋白粉，其价格更是高达数十美元。
根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回忆，江青仅是一次性的滋补品采购，便索要了价值上万元的商品，且需由相关部门赴香港进行采购。
江青对茶饮养生亦颇为关注。一度兴起种植龙井茶的念头，她便在钓鱼台亲自操持，下令空军派遣四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杭州运送优质的茶树苗。冬季，她还特意为这些茶树搭建暖房，以防止它们因寒冷而受损。
在北方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茶树难以生存，短短一年时间，这些茶树便相继枯萎。于是，她特地请求空军出动飞机，将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期间，空军几乎成了江青的专属“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时，仅因需要一件小大衣，便立刻有空军专机从北京火速送来；同年9月初，她身处北京时，想起了在青岛使用过的一张卧榻，随即又派遣一架大型运输机将其运送至北京。（杨银禄，2014）
王洪文讲究吃喝。
1975年，他携家人重返上海短期定居，所选食材均需从四面八方精心运送，确保新鲜至极。其中，不乏南通的肥美蛤蜊、宁波的鲜嫩青蟹，苏州的甘甜石榴，更有从广州空运而来的新鲜菠萝、香蕉等各式水果。
王洪文对西餐情有独钟，抵达北京后，特地从锦江饭店挑选了一位擅长西餐的厨师随行。在他钟爱的菜肴中，牛尾汤与焗牡蛎尤为突出。
此外，王洪文对茅台酒情有独钟，以至于他的早餐中常常可见茅台的身影（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当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对王洪文的办公室进行查抄时，他们注意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型的酒柜，里面塞满了各式茅台酒和中华香烟。
他的兴趣与现被查处的贪污犯有何不同？须知，那个时期全民皆以粮票换取定量粮食，城市居民每月仅有三十余斤，常感饥饿；而农村居民则多以糠菜充饥，甚至嚼树皮以求生存。
当基本物质需求，如住房和饮食，得到满足后，生活的“品味”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
王洪文将上海轻工业局视为私人的补给库，频繁派遣秘书前往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物品。在1975年与1976年两年间，他所取走的物品总价值已超过13万元。
在执掌权力多年之后，原本出身贫寒的王洪文开始讲究起生活品质，逐渐对国产商品不屑一顾。上海外贸部门成了他的专属补给站，他先后派遣人员从那里取走了价值超过五十万元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以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即便是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他也只选用进口货（《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页）。
这些物品按当前物价计算价值已达数千万元，难道这还不构成严重的腐败行为吗？
身为艺术家的江青，其生活品味自是出类拔萃。她与当代高收入女性无异，对巴黎的时尚潮流情有独钟。据《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记载，她所佩戴的一套假发，竟价值高达四千五百法郎。
江青对世界名人的着装尤为关注。一次，她在电视上目睹了菲律宾总统夫人马科斯的衣着，不禁对其美丽造型赞赏有加。随后，她便趁马科斯夫人访华之际，特地指示服装研究部门为她量身定做了黑色绣花连衣裙及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
江青与当代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士并无二致，对水质问题尤为重视。在70年代，她曾偏爱居于广州，却因所居别墅的水质不佳而心生嫌弃。于是，她特地下令铺设长达10公里的管道，将山泉水直接引至她的住所。
她对白色沙滩情有独钟，对广州的沙质颇有微词，遂特地派人从海南运来细腻的白色沙粒。
她对吉姆驾驶的车辆中冷风不适的状况表示不满，广州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为她购置了6辆奔驰车（李子元、闫长贵，2014）。
江青嗜好摄影与外国电影。
众所周知，江青的摄影技艺已达专业水准，然而其背后所耗费的国库资金亦不容小觑。她所使用的摄影设备均为国外引进的顶级产品。据记载，仅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的6万米伊斯曼胶卷，其费用便高达数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
江青在拍照时，所使用的道具可谓琳琅满目。1975年，她为前往山西大寨进行摆拍，特地委托顶级裁缝量身定制了一套仿“大寨农民”的服装，并从北京运来了四匹骏马，其他物资更是装载了数辆卡车。
在“文革”时期，观赏外国电影并非如现今这般简单。那时，我国与外界文化交流受限，若想观看外国电影，须先行缴纳高额的进口版权费用。
为迎合江青的个人欲望，1975年间，我国相关部门便引进了550部外国及香港电影，累计花费高达1500万元。
为提升观影体验，张春桥不惜斥资100万美元，从海外购置了尖端放映设备（详见李海文、王守家，2015年，第197页）。此举无疑是对文化消费的一种奢侈“特供”。
杨银禄回忆道，江青自晚上8点起，便常邀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及王洪文，一同前往钓鱼台17号楼的礼堂观赏电影。尤其是放映外国原声影片时，她还会特地请来外语翻译。那偌大的礼堂，有时只他们五六人共聚，有时则仅江青一人独赏，在昏暗的灯光映衬下，总显得格外空旷与深邃。
那个令人心悸的时代，官员们沉溺于所谓的“雅贪”，即大肆攫取珍贵的文物。
江青曾屡次自北京文物管理处盗取古董、字画、金表等共计1087件，以及古籍4600余册。在她对这些珍贵文物的收购过程中，仅以20.64元的价格了结，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仅以1分钱购得，墨锭则以2分钱成交（钟史闻，1977）。
富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康生，在“文革”期间更是大获丰收，其所掠夺的图书数量超过34000册，古玩、字画、印章等艺术品共计5500余件。其中，不乏大量宋元时期以及明代版本的珍贵孤本，更有许多来自周朝的青铜珍品。
康生为了实现所谓的“合法”占有，不惜以支付文管处款项的方式获取诸多重要文物，例如宋拓汉石经，其成交价仅为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成交价更是低至5元。
康生对文管处工作人员的估价感到不满，他批评道：“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情怀。”
昔日的北京，收藏界名家辈出，康生对其藏品早已觊觎已久。随着“文革”的爆发，他暗中指使造反派假借抄家之名，窃取了这些名家宝贵的文物。
康生曾莅临邓拓府上，品鉴了邓拓所珍藏的诸多古籍珍本与丹青佳作。当邓拓的家园遭受抄家之祸，康生便迫不及待地赶往文物库房，开始了他的寻宝之旅。
傅惜华，文化界的资深前辈，知名藏书鉴赏家，康生屡次前往文物管理所探询：“傅惜华先生的书集是否已整理完毕？”
康生所侵占的文物，牵涉到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即便是最为“淡泊名利”，对文化艺术兴趣寥寥的林彪与叶群，亦难以抵挡珍贵文物的吸引。在1968年至1971年期间，他们亲自或指派他人，多次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共计1858幅，其中包括褚遂良的真迹一幅，以及图书5077册，而支付的总金额仅为766元。
此外，林家从故宫“借”得了逾千件珍品，包括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与字画等，它们在卧室中层层叠叠，颇为壮观。林彪在晚年闲暇之余，最大的乐趣便是在家中摆弄那些从故宫“借”来的精美八音盒（武建华，2011）。
林彪集团中的“大老粗”们亦各有所获。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黄永胜私人收藏文物达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则获取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的藏品包括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而邱会作则拥有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
黄永胜的妻子竟从曾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手中骗得七十七幅名人画卷、八册碑帖以及三函线装古籍及额外五百一十册，悉数献给了叶群。
面对诸多名家的珍品，那些在“文革”中崭露头角的新贵们亦难以独占，于是纷纷顺势而为，施以人情，公平地瓜分了这些藏品。
在叶浅予遭遇抄家之祸后，其珍藏的33幅名画流散四方，其中林彪独得16幅，江青分得古墨、镇尺等物品共计3件，陈伯达则获得了张大千、徐悲鸿的画作11幅，康生则得到了潘天寿的《野趣图》及若干名贵印章，共9件，而李作鹏仅得一幅（何满子，2015）。
他们常结伴扫荡“战利品”。
1970年5月2日，康生带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人浩浩荡荡步入文管处的库房，各自挑选心爱之物。作为资深的专家，康生在一旁提供了专业的建议。在面对管理人员时，他们为了保持身份，不时地假意谦让，相互赠送礼物。
那个时代的官员不仅堕入了物质与生活的贪婪深渊，他们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贪腐官员无异，热衷于编织裙带关系，以图将权力与私利达到极致。
康生的公子张子石，在“文革”期间，从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的职位一跃而成为山东省革委会常委，此后更历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及杭州市委第一书记的要职。
江青所青睐的京剧名角于会泳、浩亮及刘庆棠，均迅速晋升为文化部长与副部长之职。
王洪文晋升为副主席之后，即刻指示王秀珍列出名单，于中央关键部门布署人选。他一举确定18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这些干部均为他昔日在上海工人造反队伍中的旧部（参见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
获擢升的亲信如同往昔官僚，深谙以德报德之道。马天水频频指示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向王洪文等人提供生活津贴，更有甚者，对王秀珍等人特别增设了“妇女营养费”的专项拨款。
自“四人帮”覆灭之际，警卫局对其办公室进行彻底清查，竟在保险柜中发现众多装满现金的信封。这些现金源自上海众多机关单位，实为暗中给予王洪文的“生活津贴”。甚至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受到了周到的关照，每月额外获得15元津贴（陈守信，2009）。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每逢赴京，必携珍品以示敬意，累计已献上200余块高档手表，用以馈赠张春桥。
1976年，张春桥之女喜结连理，特地在上海锦江酒店设宴五十余桌，场面奢华，收礼颇丰。徐景贤赠送了一台价值两千余元的德国产彩色电视机，而陈阿大则慷慨送上了1000元的礼金（详见王守家，2016，第201页）。
那些来自工人和农民阶层，自称造反派的领头人物，他们的兴趣和行径难道与那些他们时常嘲讽的封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子有何本质区别吗？
短短八九载间，他们已堕入腐败深渊。假若他们把持权柄长达数十年，又会陷入何等不堪的地步？
然而，各级干部握有手中权力，却私底下纷纷堕入腐败的泥沼，风气日趋败坏。
上海造反派首脑徐景贤，对进口蔬菜情有独钟，曾有一次单次消费高达9600元。
王秀珍为了寻觅几斤特殊毛线，竟然动员了整个生产线的运作。
陈阿大独揽两处豪华别墅，其中之一位于新康花园的15号楼。新康花园，这座上海最为知名的高端洋楼之一，曾是张元济、赵丹等众多文化名人的寓所（详见李海文，2015年）。
在全国各地、各县以及国营工厂，那些造反派头目一旦得势，无不趁机谋取私利。
当年农民分粮流行语：分粮啦！
“优质粮食归大队干部所有，次品粮食则归属于小队干部，而泥土裹挟的粮食则是普通百姓的份内之食。”
更遑论上级分配的参军指标、工农兵大学入学名额，这些宝贵的资源首先便被公社与大队的干部所占据，普通百姓对此唯有仰望，不敢奢望。
在那个时期，购置衣物需凭借布票，而普通农民若无门路，便难以获得布票。因此，衣物往往由大人传给小孩，哥哥传给弟弟，一件衣服新旧交替使用，新三年旧三年，经过一番修补，又可再用三年。大人和小孩的衣衫上，补丁层层叠叠，密密麻麻。
在文革后期，上级分配了一种名为“尿素”的进口化肥，其效果令人称奇——仅需撒在农田之中，庄稼便茁壮生长，神奇无比；而更令人称奇的是，装化肥的袋子，其坚固耐用程度甚至超过了供销社所售的布料。
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物品并非普通百姓所能拥有，它们已被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私自瓜分，用以制作衣物。
众多官员身上印着“净重50公斤”的字样，私处则标明“含氮量80％”，而唯有尿素袋是村中干部独享之物，普通村民难得一见。于是，民间流传起一首歌谣，以此戏谑讽刺：
各级干部，均配备尿素裤，裤前绣有“日本”二字，裤后则标注“尿素”。无论是高级还是低级干部，每人一件尿素裤，颜色各异，有黑色，有蓝色，唯独不见社员们的身影。
故而，那个时期并非一片净土，未曾留下贪污与堕落的痕迹。尽管“文革”中的造反派起初是以反对特权、反对官僚等级制度为出发点，然而他们在掌握权力之后，却沉溺于新的特权之中，其程度甚至超越了往昔。
“文革”期间的贪污腐败现象昭示我们，其无法构建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