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苏联男丁锐减引发姑娘愁嫁难题，政府情急之下想出的创新解决办法，超出所有人想象
参考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统计》《苏联社会史》等历史文献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5年5月9日，莫斯科红场上空响起了胜利的礼炮。
整个苏联沉浸在战胜法西斯的喜悦中，无数人涌上街头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从列宁格勒到斯大林格勒，从基辅到明斯克，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
可当硝烟散尽，现实的残酷开始显现。
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纺织厂的车间里、百货商店的柜台后、集体农庄的田地里，到处都是女性忙碌的身影。
那些曾经热闹的小酒馆如今冷冷清清，村子里的年轻男人寥寥无几。
适婚年龄的姑娘们三五成群地走在一起，眼神里透着说不出的迷茫。
这不是某个地区的特殊现象，而是整个苏联面临的普遍困境。
战争带走了太多太多的男人，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寡妇和找不到丈夫的姑娘。
人口统计部门拿出的数字让所有人心头一沉，这个刚刚赢得战争胜利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
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苏联政府在1944年就开始酝酿对策。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里，一场又一场的讨论在进行。
最高决策层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尽快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个国家的未来将陷入更深的困境。
那段时间里，各种提案被提出又被否决，各种争论此起彼伏。
直到1944年7月，一个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方案浮出水面，这个方案一旦实施，将彻底改变无数苏联女性的命运...
【1】战争留下的惨痛代价
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在战后公布的官方数据，卫国战争给苏联造成的人口损失达到约2700万人。
这个数字的含义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要知道，1941年初苏联进行人口统计时，包括新兼并地区在内的总人口为1.967亿，到了1946年，这个数字降至1.67亿。
短短几年间，近3000万人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在这些逝去的生命中，军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根据军事档案记载，苏军在战争中的阵亡人数达到865.6万人，这还不包括在途新兵的损失。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伤病人数累计高达1800万人次。
这意味着大量原本健康的青壮年男性，即使侥幸从战场上活着回来，也带着各种各样的伤残。
列宁格勒的医院里住满了伤兵。
有的失去了双腿，坐在轮椅上；有的失去了一只眼睛，脸上留下可怕的伤疤；有的看起来完好无损，可精神已经出了问题，经常陷入战争的梦魇中无法自拔。
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各种传染病在人群中蔓延。
战后初期，结核病、心血管疾病、肺炎、肠胃疾病成了最常见的病症。
基辅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记录显示，战前这个农庄有327名青壮年男性劳动力，战后回来的只有89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不到60人。
这种情况在全苏联比比皆是。
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座煤矿，战前有1200名矿工，战后能下井工作的不足400人。
莫斯科的一家机械厂，战前的男工人数是2500人，战后只剩下不到800人。
劳动力的锐减直接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农业产量大幅下降，工业生产进度缓慢，各行各业都在喊着缺人。
可更让决策者忧虑的是人口结构的失衡。
根据1947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全国有超过1000万的寡妇。
在20岁到35岁这个年龄段，女性数量比男性多出了难以计数的数量。
统计部门整理出的数据显示，在一些遭受战争重创的地区，适婚年龄的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1:5的程度。
这意味着每五个适龄姑娘中，只有一个有可能找到丈夫。
而那些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男人，不管身体状况如何，都成了被争抢的对象。
莫斯科郊区的一个村庄里，有个在战争中失去了左臂的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发现至少有八个姑娘在关注着他。
这些姑娘年龄从21岁到32岁不等，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农庄工人，有的是商店售货员。
她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他家，帮忙干活，送来自己做的食物。
这个男人最终娶了其中一位，可其他几个姑娘的命运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在列宁格勒的一家纺织厂里，女工占了全厂职工的92%。
厂长是个从前线退伍的中年男人，走路一瘸一拐。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天都能收到女工递来的纸条。
有的邀请他周末去看电影，有的给他送来亲手织的围巾，有的直接表达了想要嫁给他的愿望。
这种现象在战后的苏联社会中屡见不鲜。
【2】社会结构面临的多重困境
人口失衡带来的问题远不止婚姻难题那么简单。
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严重短缺。
战前苏联刚刚完成工业化，正准备大展拳脚，可战争把大批熟练工人带走了。
工厂里的高级技工、农庄里的拖拉机手、矿井里的爆破工，这些需要长期培训才能胜任的岗位，现在都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莫斯科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在战后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战前这家工厂有3800名工人，其中技术工人占60%。
战争结束后，回来的技术工人只有不到900人。
厂长不得不紧急培训大批女工，让她们接手那些原本由男人完成的精密加工工作。
培训过程异常艰难，因为很多工种需要较大的体力和多年的经验积累。
集体农庄的情况更加糟糕。
顿河流域的一个大型农庄，战前有拖拉机驾驶员87名，战后只剩下19名。
农庄领导只能安排女社员学习驾驶拖拉机，可这些女性大多数体力不足，面对笨重的机械设备常常力不从心。
春耕和秋收时节，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
除了劳动力短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人口再生产的困难。
如果大量适龄女性无法组建家庭、生育后代，那么20年后，苏联将面临更严重的人口危机。
这不光关系到劳动力的补充，更关系到国防安全。
战争刚刚结束，国际局势依然复杂，苏联需要保持足够的人口基数来支撑庞大的国防体系。
教育系统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战前培养的大批男教师在战争中牺牲，战后的学校几乎清一色都是女教师。
这种单一的性别结构对学生的成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没有人能够预测。
医疗系统、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各个领域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在乌克兰的一座城市里，战后的医院里几乎看不到男医生。
20名外科医生中只有3名是男性，而且都年过五十。
年轻的医学院毕业生清一色是女性。
这些女医生在普通内科和儿科工作没有问题，可在外科手术台上，长时间站立和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常常让她们吃不消。
更严重的是心理层面的影响。
大量女性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流逝，却找不到组建家庭的可能。
这种绝望感在社会中蔓延，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
有的女工在车间里突然就哭了起来，有的女教师上着课就走神了，有的农庄女社员干着活就坐在地头发呆。
列宁格勒的一家心理诊所记录显示，1946年到1947年间，前来咨询的患者中有67%是适婚年龄的女性。
她们诉说着相似的困扰：看不到未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怎么继续。
有些人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状态，有些人变得极度焦虑，还有些人干脆破罐破摔。
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道德风险。
有些品行不端的男人利用这种局面，同时和几个女性保持关系，承诺会娶她们，可最后往往一走了之。
这种情况虽然不普遍，但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
地方政府收到的投诉信越来越多，可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往往束手无策。
【3】各地涌现的零散尝试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自发地采取一些措施。
这些措施虽然规模不大、力度有限，但反映出各地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需求。
乌拉尔地区的几个州率先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生育三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可以获得额外的粮食配给，生育五个孩子以上的可以优先分配住房。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作用，可问题的根源并没有得到解决——没有足够的男人让女性结婚生子。
西伯利亚的一些集体农庄则尝试了另一种方式。
他们设立了"光荣家庭"的称号，授予那些抚养多个子女的家庭。
获得这个称号的家庭可以减免部分税收，在农庄分配收益时也能得到照顾。
可这个办法同样面临着婚姻难题的制约。
莫斯科市政府则着眼于改善妇女的生活条件。
他们增设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延长了产假时间，给哺乳期的女工提供特殊照顾。
这些措施确实缓解了职业女性的压力，可依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如果连结婚的机会都没有，再多的福利政策也是空谈。
在顿河畔的一个小镇上，地方苏维埃甚至举办了集体相亲活动。
他们把方圆几十公里内的适龄男女召集到一起，希望能促成一些姻缘。
活动现场来了300多名女性，可男性只有不到60人，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带着伤残。
这场活动最后不了了之，主办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超他们的想象。
基辅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系列面向女性的培训班，教授她们各种技能，希望通过提升她们的能力来改善生活状况。
这些培训包括缝纫、烹饪、机械操作、会计等。
参加培训的女性倒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找工作也容易了一些，可婚姻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列宁格勒州的一个区政府推出了一项特殊政策：对收养战争孤儿的家庭给予奖励。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孤儿的抚养问题，可收养孤儿的大多是那些已经有家庭的人，对那些找不到丈夫的单身女性来说，帮助极其有限。
与此同时，民间也出现了一些自发的互助组织。
一些年龄较大的女性组织起来，互相帮助照顾孩子，共同承担生活重担。
在莫斯科的一个居民区，20多个单身女性组成了一个互助小组，她们轮流照看彼此的孩子，一起购买生活物资，共同应对困难。
这种民间自发的互助虽然值得肯定，可毕竟只是杯水车薪。
各地的这些尝试虽然方向各异，但都触及到了同一个核心问题：
如何让那些找不到丈夫的女性也能拥有完整的人生，如何让她们也有机会成为母亲。
传统的婚姻观念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无力，可要打破这个观念谈何容易。
几百年来形成的社会规范，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
地方政府的这些探索很快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注意。
各地上报的情况汇总到克里姆林宫，摆在了最高决策者的桌面上。
数据显示，如果不采取根本性的措施，苏联的人口问题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持续恶化。
到那时，劳动力短缺、兵源不足、社会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都会集中爆发。
1944年春天，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最高决策层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负责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受命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个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它不光涉及人口政策，还涉及家庭伦理、社会道德、法律制度等多个层面。
人口统计专家提供的数据越来越详细。
他们不光统计了死亡人数，还分析了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地区分布等各项指标。
数据显示，在20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男女比例失衡最为严重。
如果按照传统的一夫一妻制，至少有上千万的女性注定无法结婚。
社会学家也加入了研究。
他们走访了多个地区，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适龄女性都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可现实让她们的愿望无法实现。
这种状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不光会影响人口增长，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法律专家则在研究如何在制度层面为新政策提供支撑。
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界定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保障单身母亲的权益，如何在经济上支持多子女家庭，如何防止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等等。
每一个问题都牵涉到复杂的法律关系，需要慎重对待。
1944年6月，一份综合性的研究报告送到了最高决策层手中。
这份报告详细分析了苏联面临的人口危机，评估了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这个建议的核心是：既然无法让所有女性都结婚，那就不再把婚姻作为生育的前提条件。
换句话说，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女性不结婚也生育孩子。
1944年7月初，克里姆林宫的一间会议室里，十几位最高决策者围坐在长桌前。
桌上摆放着厚厚的研究报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负责文化工作的日丹诺夫站起来，开始陈述经过数月研究得出的方案。
当他说出核心内容时，会议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这个方案将彻底打破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观念，它既不强制任何人结婚，也不禁止任何人不婚生育；
而是要用国家的力量为那些找不到丈夫的女性开辟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1944年7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签署了一份将改变千万苏联女性命运的法令。
这份法令的内容在当时看来如此惊世骇俗，以至于西方世界在得知后都震惊不已......
【4】"英雄母亲"制度的正式确立
1944年7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一项名为《关于增加国家对孕妇、多子女母亲和独身母亲的援助，加强对母亲和儿童的保护，设立"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和"母亲光荣"勋章及命令》的法令。
这个标题冗长的法令，实际上包含了一整套系统性的人口政策。
法令的核心内容分为几个层次。
第一层是设立"英雄母亲"荣誉称号，授予生育或抚养10个及以上子女的母亲。
这个称号的设立不考虑婚姻状况，也就是说，不管是已婚、离异还是从未结婚的女性，只要抚养了10个孩子，都有资格获得这个荣誉。
勋章的设计颇具象征意义。
它由黄金制成，主图案是一颗五角星，五角星上方刻有"英雄母亲"的字样。
勋章必须佩戴在左前胸，如果获得者拥有其他勋章，"英雄母亲"勋章要佩戴在所有勋章之上。
这个规定凸显了这枚勋章的特殊地位。
第二层是建立多级奖励体系。
除了"英雄母亲"，法令还设立了"母亲光荣"和"母亲荣耀"两个等级的勋章。
生育或抚养5-6个子女的母亲可获得二级"母亲光荣"勋章，7-8个子女的获得一级"母亲光荣"勋章，9个子女的获得"母亲荣耀"勋章。
这样一来，从5个孩子到10个孩子，每个层级都有相应的荣誉。
第三层是配套的经济支持政策。
法令规定，生育第三个孩子时，母亲可一次性获得400卢布的奖金，从第四个孩子开始，每增加一个孩子，奖金就相应提高。
生育第五个孩子可获得1300卢布，第六个孩子1300卢布，第七个孩子2500卢布，第八个孩子2500卢布，第九个孩子3500卢布，第十个孩子3500卢布。
除了一次性奖金，法令还规定了按月发放的补助金。
从第三个孩子满一周岁开始，每月可领取80卢布补助，直到孩子五周岁。
第四个及以后的孩子，每月补助提高到100卢布。
这笔补助在当时相当可观，足以覆盖一个孩子的基本生活开销。
第四层是税收和福利方面的优待。
获得"英雄母亲"称号的女性，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延长休息时间、优先分配住房、优先获得医疗服务等多项优待。
她们的子女在入学、就业等方面也会得到照顾。这些优待政策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五层是针对单身母亲的特殊保护。
法令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
单身母亲在就业、住房分配等方面不得受到歧视。
用人单位不得以婚姻状况为由拒绝雇用女性。这些规定在当时极具突破性。
第六层是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
法令要求大幅增加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数量，延长产假时间，为哺乳期妇女提供特殊照顾。
各地必须建立完善的母婴保健体系，定期为孕妇和儿童提供免费体检。
这些措施旨在减轻女性抚养孩子的负担。
法令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收养的孩子也计入子女总数。
这意味着，那些无法生育的女性，可以通过收养孤儿来获得荣誉和奖励。
这个规定一石二鸟，既鼓励了收养行为，又解决了大量战争孤儿的抚养问题。
为了配合这项法令的实施，苏联政府同时修改了婚姻法和继承法的部分条款。
离婚程序得到简化，离婚后的财产分割更加明确。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婚姻不幸的女性能够更容易地脱离困境，重新开始生活。
法令颁布后，从1944年7月到10月，全国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广播电台反复播放法令内容，报纸用大幅版面解读政策，电影院在放映正片前播放宣传短片。
各级苏维埃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向人民讲解新政策的意义和具体规定。
宣传工作特别强调了几个要点。
法令不是强制任何人生育，而是为那些愿意生育的女性提供支持。
法令不是鼓励婚外性行为，而是承认现实中存在的困难，为女性提供一条合法的途径。
法令的最终目的是增加人口，保障国家的长远发展。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开始进行摸底调查。
基层苏维埃组织逐户走访，统计符合获奖条件的家庭。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需要核实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年龄、健康状况等详细信息。
有些家庭的子女已经成年甚至在战争中牺牲了，也要进行核实和登记。
调查工作持续了三个月。
到1944年10月，各地上报的统计数据汇总到中央。
数据显示，全苏联范围内，抚养10个及以上子女的母亲超过了50万人。
这些女性大多生活在农村地区，她们用自己的辛劳养育了大量子女，其中很多子女已经在战争中为国捐躯。
1944年10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授予多子女母亲"英雄母亲"荣誉称号的第一项法令》。
这个法令是对7月8日法令的补充和细化，它明确了评选"英雄母亲"的具体标准、程序和优待措施的实施办法。
根据这个法令，"英雄母亲"的评选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
首先由基层苏维埃组织提名，然后逐级上报，最终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批。
审核的内容包括：子女数量必须达到10个或以上，这些子女必须健康成长或在战争中为国捐躯，母亲本人必须品行端正、无犯罪记录。
法令还规定了"英雄母亲"勋章的颁发仪式必须隆重举行。
获奖者要在克里姆林宫接受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亲手从领导人手中接过勋章和证书。
这样的安排凸显了国家对这些母亲的尊重和重视。
在经济优待方面，法令规定得非常详细。
"英雄母亲"在缴纳所得税时可以享受最高档次的减免，在购买商品时可以享受特殊价格，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可以免费或优惠。
她们如果需要住房，可以优先获得分配，而且面积标准比普通家庭更高。
在社会待遇方面，"英雄母亲"在公共场合受到特殊尊重。
剧院、电影院为她们保留专门的座位，商店为她们开设专门的服务窗口，医院为她们提供优先就诊的通道。
这些看似细小的优待，实际上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母亲的氛围。
法令还对"英雄母亲"的子女做出了特殊规定。
他们在升学时可以享受加分政策，在就业时可以得到优先推荐，在分配住房时可以得到照顾。
如果子女在战争中牺牲，可以追授烈士称号，其遗属享受相应的抚恤。
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法令也做出了预防性规定。
如果发现有人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和奖励，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已经发放的奖金和补助要全部追回。
如果"英雄母亲"本人犯下严重罪行，荣誉称号可以被撤销。这些规定确保了政策的严肃性。
【5】首批颁奖与政策全面推广
1944年11月1日，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第一批"英雄母亲"勋章颁发仪式。
这场仪式的规格之高、场面之隆重，在苏联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亲自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悉数到场。
颁奖仪式在克里姆林宫的大会堂举行。
大厅里布置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悬挂着巨大的国徽，两侧摆放着鲜花。
受邀观礼的有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等各界人士，总共约500人。
当14位即将接受勋章的母亲走进大厅时，全场起立鼓掌。
首枚勋章颁发给了莫斯科郊区的家庭主妇安娜·阿列克塞希娜。
她已经年过五旬，一共生育了10个儿子和2个女儿。
在卫国战争期间，她的8个成年儿子都参军入伍，其中4人在战场上牺牲了。
另外4个儿子虽然活着回来，但都带着不同程度的伤残。
安娜穿着朴素的深色长裙，头发已经花白。
当她走上主席台时，步履有些蹒跚。
斯大林亲自为她佩戴上金色的五角星勋章，并递给她一本红色封面的证书。
证书上写明了她的名字和获奖原因，还加盖了国家最高苏维埃的印章。安娜接过勋章和证书，眼眶湿润了。
第二位获奖者是叶皮斯季尼娅，她来自库班地区的一个农庄。
这位母亲一生共生育了15个孩子，其中4个在幼年时夭折，剩下的11个中有9个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
当她站在主席台上接受勋章时，只剩下两个女儿陪在她身边。
她的丈夫也在战争初期就阵亡了。
叶皮斯季尼娅穿着一身黑色的传统农妇服装，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当斯大林为她佩戴勋章时，她的身体微微颤抖。
接过证书后，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全场观众为这位失去了丈夫和9个儿子的母亲鼓掌致敬，掌声经久不息。
其余12位首批获奖者也都有着相似的经历。
她们大多生活在农村，一生都在辛勤劳作。
她们养育了10个以上的子女，用自己的血汗把孩子们拉扯大。
战争夺走了她们的丈夫、儿子，有的甚至失去了所有的男性家庭成员。
可她们依然坚强地活着，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破碎的家。
颁奖仪式结束后，斯大林发表了讲话。
他高度评价了这些母亲的贡献，称她们是国家的骄傲，是民族的脊梁。
他号召全国人民向这些英雄母亲学习，鼓励女性多生育子女，为国家的未来贡献力量。
他强调，苏联能够战胜法西斯，离不开千千万万母亲的支持和牺牲。
讲话中，斯大林还宣布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各地要大力宣传"英雄母亲"的事迹，在广播、报纸、电影等各种媒体上广泛报道。
各级政府要切实落实对多子女家庭的扶持政策，不得敷衍了事。
全社会要形成尊重母亲、关爱儿童的良好风气。
首批"英雄母亲"的颁奖仪式在全苏联引起了巨大反响。
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刊登了获奖母亲的照片和事迹。
莫斯科的《真理报》连续三天用整版篇幅介绍这些母亲的故事。
列宁格勒的《列宁格勒真理报》组织记者深入采访，写出了多篇感人至深的报道。
广播电台制作了专题节目，邀请获奖母亲讲述自己的经历。
安娜在电台里谈到了她的四个牺牲的儿子。
她说，大儿子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二儿子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牺牲，三儿子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失去了生命，四儿子在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倒下。
每说到一个儿子，她的声音就哽咽一次。
可她最后说，如果国家需要，她愿意再把剩下的儿子送上战场。
各地纷纷组织"英雄母亲"事迹报告会。
获奖的母亲被邀请到工厂、学校、军营、机关进行演讲，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些朴实无华的讲述打动了无数听众。
在乌拉尔的一家军工厂，工人们听完报告后自发组织起来，给附近的多子女家庭提供帮助。
民间也掀起了向"英雄母亲"学习的热潮。
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居民区，邻居们自发组织起来，轮流到"英雄母亲"候选人家里帮忙干活。
在顿河畔的一个农庄，社员们主动把口粮分出一部分，送给那些孩子多的家庭。
这种互助精神在战后的苏联社会中蔚然成风。
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
许多州和市出台了更加优厚的地方性奖励政策。
乌拉尔地区规定，多子女家庭可以优先购买紧俏商品。
西伯利亚的一些城市为多子女家庭提供免费的煤炭和木柴。
乌克兰的集体农庄为多子女家庭分配更多的自留地。
教育系统也做出了调整。
各地大幅增加了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数量。
莫斯科市政府在1945年新建了200所幼儿园，列宁格勒新建了150所。
这些幼儿园优先接收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收费也比普通幼儿园低。
有的幼儿园甚至对"英雄母亲"的子女完全免费。
医疗系统建立了完善的母婴保健网络。
每个区都设立了妇产科医院或妇产科门诊，为孕妇提供定期检查。
怀孕满七个月的女性可以停止工作，开始休产假，期间工资照发。
生产时的所有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
产后还有专门的护士上门指导如何照顾新生儿。
住房分配政策也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在分配新建住房时，多子女家庭享有优先权。
而且分配的住房面积标准更高，一般家庭按照每人10平方米计算，多子女家庭可以按照每人12平方米甚至15平方米计算。
有些城市还专门建设了多子女家庭住宅区。
就业政策也做出了调整。
用人单位不得以婚姻状况或子女数量为由拒绝雇用女性。
已经怀孕的女性不得被解雇。哺乳期的女性每天可以有两次半小时的哺乳时间，这段时间算作工作时间。
单位要为哺乳期女工设立专门的哺乳室。
商业系统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特殊服务。
一些商店设立了专门的服务窗口，多子女家庭可以优先购物，不用排长队。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这种优待显得格外珍贵。
有的商店还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特价商品，价格比市场价低10%到20%。
交通系统也给予了照顾。
"英雄母亲"乘坐公共汽车、电车、地铁全部免费。
其他多子女家庭的母亲也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多子女家庭可以优先购票，不用排队等候。
有的城市甚至为"英雄母亲"提供专车接送服务。
【6】制度的长期运行与实际效果
"英雄母亲"制度实施后，苏联的生育率开始出现变化。
根据人口统计部门的数据，1945年的新生儿数量比1944年增加了8%，1946年增加了15%，1947年增加了22%。
虽然这个增长速度还不足以完全弥补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但至少阻止了人口继续下滑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大量原本注定孤独终老的女性有了生育的机会。
根据社会调查数据，1945年到1950年间，苏联新增的新生儿中，约有18%来自单亲家庭。
这意味着有数百万原本不可能有孩子的女性，通过这个政策实现了做母亲的愿望。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些男性利用这个政策，同时和多个女性保持关系，让她们怀孕后就不负责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4年的法令专门规定，虽然非婚生子女不追究父亲的责任，但如果父亲愿意承认，也可以登记在册，并承担相应的抚养义务。
1945年，苏联政府又出台了补充规定，要求男性对自己的生育行为负责。
如果一个男人让多个女性怀孕后逃避责任，可以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个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因为很多时候难以取证。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地区在执行政策时走了样。
有的地方把政策理解成鼓励未婚生育，在宣传中过分强调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
中央不得不发文澄清，政策的本意不是鼓励未婚生育，而是为那些因战争找不到丈夫的女性提供一条出路。
还有一些地方在发放奖金和补助时出现了拖延现象。
名义上规定的奖励，实际发放时要经过层层审批，有的家庭等了一年多才拿到钱。
中央对此进行了多次检查和督促，要求各地必须按时足额发放，不得拖欠。
在住房分配、就业安置等方面，也存在执行不力的情况。
有的单位口头上说支持政策，实际上还是歧视单身母亲。
有的地方在分配住房时，把多子女家庭排在后面。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多次下发文件，强调必须严格执行政策，违者要被追究责任。
1946年到1950年，苏联政府对"英雄母亲"制度进行了多次完善。
奖金标准提高了，补助金额增加了，优待措施更加细化了。
各地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数量大幅增加，到1950年，全国托儿所的数量比1945年增加了三倍。
这个制度对苏联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人们对单亲家庭的看法。
在1950年代的苏联，单亲母亲不再是一个羞耻的标签，而是一个可以被社会接受的身份。
那些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也不会因为没有父亲而受到歧视。
从1944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有43.1万名女性获得了"英雄母亲"称号和勋章。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太大，可要知道，每一位"英雄母亲"至少养育了10个孩子，这意味着至少有400多万人的出生和成长与这个政策有关。
除了"英雄母亲"，还有更多的女性获得了"母亲光荣"和"母亲荣耀"勋章。
据统计，从1944年到1991年，获得各级母亲勋章的女性总数超过了500万。
这些女性共同养育了数千万子女，为苏联人口的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制度还催生了独特的"单亲母亲文化"。
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苏联儿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
这些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独立，看着母亲既要工作又要持家，培养出了坚韧的性格。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成长环境塑造了战后一代苏联人的特质。
在经济方面，这个制度的成本是巨大的。
据财政部门统计，从1944年到1960年，国家为"英雄母亲"制度支付的各项费用累计超过了数十亿卢布。
这包括一次性奖金、按月补助、税收减免、住房补贴、医疗费用等各个方面。
可从长远来看，这笔投入是值得的，因为它换来了人口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
这个制度也对家庭结构产生了影响。
传统的苏联家庭是父母双全、儿女成群的模式，可战后出现了大量的单亲家庭。
这种新型家庭结构逐渐被社会接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常态。
到了1960年代，单亲家庭在苏联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在教育领域，单亲家庭的孩子并没有因为家庭结构的特殊而在学业上落后。
相反，许多研究显示，这些孩子往往更加努力，成绩也很优秀。
有统计显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考入大学的学生中，来自单亲家庭的比例并不低于来自双亲家庭的。
这个制度还对女性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
它从制度层面确认了女性不依赖男性也能独立生活的可能性。
战后的苏联女性，无论是在工厂车间、集体农庄，还是在学校医院，都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力。
她们既是劳动者，又是母亲，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家庭，也撑起了国家的重建。
1991年苏联解体后，"英雄母亲"制度也随之终止。
最后一次授勋是在1991年11月14日。可这个制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俄罗斯联邦成立后，虽然没有完全延续苏联的做法，但也保留了类似的鼓励生育政策。